北墙的重建工程占用了防御组和后勤组的全部人力。大刘带着人在废墟上打桩，用从校外拆来的铁栅栏和预制板重新搭建防线。他的异能还没完全恢复，皮肤只能局部金属化，但他照常上工地，光着膀子扛钢筋，肩膀上的伤口崩开了一次，被唐婉晴骂了一顿之后胡乱缠了圈绷带又回去了。

搜寻队的出城路线做了大幅调整。方晴把城东和城北划为“红区”——丧尸密度过高，短期内不再涉足。搜寻范围往西和南扩展，虽然物资密度不如城区，但相对安全。基地的配给标准在尸潮后临时下调了百分之二十，所有非必要岗位的配给减半，节省下来的物资用于北墙重建期间防御组和后勤组的额外消耗。

何成局的仓库在这次下调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配给标准一下调，来找他“通融”的人就多了。有人拿末日前的关系来套近乎，有人拿管委会的条子来施压，有人干脆在仓库门口蹲着不走，说要见何哥当面谈。何成局的处理方式很简单——所有超出标准的申领一律不给，管委会的条子必须有张磊、方晴和大刘三个人的联合签字才认，缺一个都不行。

“这是尸潮后管委会通过的临时配给制度。”他把一张复印的规章制度贴在仓库门口，“谁有意见，去找管委会。找我没用。”

贴完这张纸的当天下午，就有三个人去管委会投诉了。张磊来找何成局商量，说能不能适当放宽一点，“毕竟大家都不容易”。何成局问他：“尸潮那天晚上，你在哪？”

张磊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尸潮那天晚上他在四楼宿舍里，把门用床垫堵死，从头到尾没出来。

“我在北墙上砍丧尸，刘惠珍在仓库门口打死了两只丧尸，方晴断了条胳膊还在指挥。你呢？”何成局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你没有资格替那些拼命的人跟我说‘通融’。配给制度是拿命换来的，谁想多拿，拿命来换。”

张磊红着脸走了。从那以后，投诉的人少了很多。

但何成局知道，压下去的不满不会消失，只会转到地下。人们在走廊里窃窃私语，在食堂里交换眼神，在夜晚的寝室里压低声音说他的名字——不是感激，是忌惮。他成了这个基地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也成了最被孤立的人之一。

他不介意。末日里不需要朋友，只需要活着的理由。

柳如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被调到仓库的。

北区学生活动中心在尸潮中损失惨重。东侧的窗户全部破碎，三间教室被丧尸血污染，短期内无法住人。安置在那里的幸存者需要重新分流，一部分搬到宿舍楼的高层空置寝室，一部分被编入后勤组和搜寻队以工代赈。

何成局在清点安置点物资需求的时候，注意到了柳如烟。

她坐在一间临时改成宿舍的教室角落里，脊背挺直，膝盖并拢，手里捏着一本没有封皮的《英汉词典》。周围的人都歪歪扭扭地靠在墙上或躺在地上——尸潮后安置点挤进了比平时多一倍的人，空间狭小，空气污浊，大多数人都放弃了仪表。但柳如烟不一样。她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头发盘在脑后，露出一截修长的脖颈。

何成局注意到她，是因为她在分配午餐时，用流利的英语对发放人员说了句谢谢。发音标准，语调优美，像是BBC广播里播出来的声音。

“那个是谁？”他问身旁的后勤组员。

“柳如烟，柳老师。外语学院的英语讲师，末日前副教授职称正在评审中。带着三个研究生一起逃进来的，挺有威望。尸潮那天晚上她组织安置点的人用课桌堵窗户，救了至少十几个人。”

何成局没再多问。但他的目光在柳如烟身上多停留了两秒——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白衬衫，还因为她坐在角落里的姿态。那种姿态不是刻意的，是本能的。是一个人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仍然坚持某种标准的表现。

三天后，当后勤组报上来的仓库人员补充名单里出现“柳如烟”三个字时，何成局批了。

柳如烟来仓库报到那天，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白衬衫——末日里穿白衬衫，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极度自律的人。她不是傻子。

“何老师。”她这样称呼他，用的是末日前校园里的尊称。

何成局正在核对物资清单，头也没抬：“叫我何哥就行。你的工作是每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在仓库门口登记进出物资。记清楚种类、数量、领取人、用途。少记一笔，扣一顿配给。”

“明白。”

柳如烟的工作态度无可挑剔。她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登记簿上的每一条记录都条分缕析。日期、时间、物资名称、规格、数量、领取人、用途、备注——每一项都填得规规矩矩，找不出任何潦草或遗漏。仓库的进进出出，在她手里变得井井有条。刘惠珍看了她的登记簿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对何成局说：“这个人比我适合做登记。”

何成局观察了她一周。

她的配给标准和别人一样，但她吃得很少。每天中午，她都会把饼干掰成两半，一半自己吃掉，另一半偷偷塞给安置点里一个带着婴儿的母亲。她以为没人看见，但仓库有监控——赵默在末日后修复了部分摄像头，何成局是少数知道这件事的人。

他还注意到另一件事：柳如烟从不主动跟他说话。不是冷淡，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保持距离。她完成了所有工作，回答所有问题，但从不多说一个字。她叫他“何老师”，坚持用末日前校园里的尊称，好像用这个称呼就能在末日里维持某种文明的秩序。

柳如烟在仓库工作的第十一天晚上，何成局返回仓库取东西时，发现登记室里亮着灯。

已经过了晚上九点。柳如烟的班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这个时间她早该回安置点了。

何成局推开门。

柳如烟坐在桌前，面前摊着那本没了封皮的词典。但她没有在看。她在哭。

那种哭法是成年人特有的——不出声，肩膀剧烈颤抖，泪水无声地砸在词典泛黄的纸页上。她咬着嘴唇，咬得发白，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响。台灯的光照在她的侧脸上，照出眼角细密的纹路和鬓角几根白得不相称的头发。三十一岁，副教授职称正在评审中，先生在末日前一天出差北京，父母在老家生死不明，猫留在教师公寓里——那栋楼已经在搜寻队的报告中确认坍塌。

何成局站在门口看了十秒钟，然后推门进去。

柳如烟猛地抬头，手忙脚乱地去擦眼泪。词典被碰落在地上，翻开的那一页写着“dignity（尊严）”，旁边是她手写的批注——优雅的意大利斜体。

“对不起，何老师，我马上收拾……”她的声音在发抖。

何成局弯腰捡起词典，看了一眼那页内容，然后合上，放回桌面。

“想家了？”

柳如烟愣住了。这个问题太简单，简单到戳穿了她所有的伪装。

“……想。”她终于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先生在北京，末日前一天出差。电话打不通。我爸妈在老家，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我的猫……我的猫留在教师公寓里，前天搜寻队经过那边，说整栋楼都塌了……”

她说不下去了。

何成局从空间里取出一罐可乐——末日前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现在比黄金还珍贵。他打开拉环，推到她面前。

“喝吧。气儿还挺足的。”

柳如烟盯着那罐可乐，眼睛里的泪水又开始打转。她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像是在和自己的本能做斗争——接受就意味着欠他一个人情，拒绝就意味着失去末日后第一口碳酸饮料的滋味。

“何老师……您为什么……”

“因为你登记做得不错。”何成局说，“而且我有很多。”

这个理由简单到近乎荒谬，但在末日里却无比真实。柳如烟端起可乐，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碳酸的气泡在舌尖炸开，她浑身打了个激灵——太久没有尝过这种味道了。甜味顺着喉咙滑下去，带着某种比糖分更复杂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

柳如烟讲了她怎么带着三个研究生从外语学院教学楼一路逃到学生宿舍区，怎么眼看着一个学生在图书馆门口被丧尸扑倒却来不及救，怎么在尸体堆里翻出半瓶矿泉水三个人分着喝。她讲这些的时候，声音慢慢从颤抖变得平稳，像是在叙述一个和自身无关的故事。